1990年5月的北京站台上，耿跃华握着老军长的手，“首长，到了天津别客气，票我买！”一句带着方言味的吆喝，挤进嘈杂的候车大厅，却在丁盛耳边久久回荡。 这位曾经八年大军区司令员，此刻只按团级待遇领着津贴，行李简单得装不满一只旧皮箱。被卷进“两案”后，他从高位跌落，南京那套旧房里，窄到打开衣柜就要侧身。有人说他沉默寡言股票配资开户，其实是日子逼得无话可说。
日子拮据，但他不肯停下申诉。老秘书李维英在广州一次次摊开文件，“能不能翻案不知道，可申请不能断。”丁盛点头，不表态，却把这话默默塞进口袋——像五六十年代练就的匕首，小，锋利，随身带。 1989年，他到深圳暂住女儿家。南方的湿热让旧伤口隐隐作痛，可他宁肯在阳台上吹风，也不让孩子们装空调，“电费贵。”倔强到让人发愁。春节后，应广州军区杨梅生遗孀刘坚之邀，他又拖着帆布包去了广州。老部下们听说军长来了，悄悄凑钱，硬把他送进招待所的套间。
1990年初夏，他北上北京，住了不足二十平米的老干部招待所，墙皮斑驳。李维英、老秘书加上几位战友挤一间屋商议，决定把资料继续往中央递。烟灰堆得满桌，没人舍得空手离开——那是对当年冲锋号的最后一次回响。 十月，天津方面传来邀请。到了津城，战友们拎来夹克大衣、鸡蛋挂面；看到他穿着旧军裤，攥着来回的硬座票，几个老排长当晚就去排队改卧铺。天津的炉火噼啪作响，院子里堆满大白菜，丁盛却执意帮着抬菜，“闲不住。”
随后是武汉、济南、成都、重庆，一座座城市像接力棒。每到一地，老兵们先抢着定住宿，后排着队买车票。离开南宁时，耿跃华夫妇干脆把丁盛送到北海，又拍着接应人的肩膀：“我把老军长交给你！”这话，像当年在越沟壑、抢高地时的口令，简单却信。 北海短暂停留，更多惊喜在后头。135师宣传科长李百顺拖着伤腿，从海口赶来。夜里海风大，他一点没喘，“首长，海南热，您得住空调房。”第二天他真的全包：住招待所新楼，早饭椰子饭，中午海鲜粥，晚饭清补凉。丁盛推辞——还是那句“花钱多”——李百顺把手一挥，“您要是客气，我可生气。”
飞机是李百顺出的，海口直飞昆明。那年机票两人七百多，比丁盛俩月津贴还高，他心里嘀咕，可想想部下的脸色，只得上机。昆明的迎接阵仗更大。有人送水果，有人送毯子，热情得让人不知从哪说谢。丁盛在翠湖边住了五十多天，每三四天就有人敲门，“首长，去吃过桥米线。”多到他和老伴跟不上节奏，水果往往坏一半才想起。
昆明之后到成都。部下们怕“首长没人管”，提前打前站。住军区招待所，门口守卫早得知消息，敬礼标准又深。成都三十八天，他看了三场川剧，去了乐山、峨眉，两脚走得水泡又起。出发前夜，他轻声说：“山高路远，弟兄们辛苦。”语气平淡，却让旁人红了眼眶。
1994年春，他回到深圳，身体明显消瘦。有人问：四年奔波值吗？他说：“值，人在不顺时，才知道同行的珍贵。”至此，那张全国地图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圆圈——天津、南宁、北海、海口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——像当年的作战箭头，却不带炮火，带的是余生的体面。 有意思的是，这趟“流浪”间接撑起他的申诉。战友们一封又一封介绍信、证明材料，最后汇成厚厚一摞摆到有关部门桌上。虽未彻底翻案，但待遇悄悄变了，医药费有人报销，探亲路费也准予按照师职标准。
外人只看到“落魄老将”，不曾体会那铺天盖地的拥护。试想一下，若无当年浴血的情谊，谁会在物价飞涨的九十年代，自掏机票、酒店、餐费？老部下一句“我包”，不仅是请客，更是承诺——风雨再大，队伍还在。 丁盛后来说：“把我托起来的，不是职务，而是这些兵。”这话未被刻在石碑，却足以写进口口相传的军中旧事。有些荣耀属于纸面，有些荣耀深埋行囊，跟随老人穿越了跌宕岁月。
1995年冬，他终于停下脚步。南方小镇的雨落在窗棂上，他翻着泛黄的相册，每张合影里都是同一个表情——敬礼、微笑、站得笔直。外界喧嚣早远去，那些闪着汗光的面孔，却把他送到安稳的晚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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